西安发现的奴隶制时代乐器

乐器是奴隶社会统治阶级地位和身份的象征，所谓“大夫无故不撤悬，士无故不撤琴瑟。”（唐）魏徵：《隋书》，中华书局，1973（P卷13）乐器在保证礼制实现的教化手段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音乐的不断发展，器乐制作技艺也有了较大进步。据记载，当时已有70多种乐器,且有了以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音”乐器分类。在西安考古发现的奴隶制时代音乐实物遗存中，乐器主要是青铜制作的钟与石制的磬等大型打击类乐器，这些乐器无论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处于全国同期同类考古发现制品的领先地位。

（一）蓝田怀珍坊发现的商代乐器

西安发现的殷商时期音乐实物不多。陕西地区的商文化遗址大都集中在关中东部。“今陕西关中地区是商国西睡之地。武丁时，商王朝已发展成“邦数千里”的大国。武乙曾猎于河渭之间，被暴雷震死。……商代中期开始，商势力已远及今西安老牛坡一带。”刘士莪、宋新潮《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发掘》，文物，1983年6期（P22）从考古发掘看，早在3000多年前，今西安灞河流域已是商王朝势力所及之地，“或为商国的直接辖区，或为商朝的封国所在。”②（P22）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发掘的蓝田怀珍坊遗址中出土了一件特磬，时代约为殷墟一期，“型式是殷商石磬较常见的形式之一”方建军：《陕西出土音乐文物》，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P7）据研究，这件磬的据句略见明显，“其型制与殷墟沮水南岸出土的龙纹磬比较接近，已有向据句分明，平底、股短阔，鼓狭长的据背型磬发展之趋向。”（方建军：《陕西古代音乐文化的考古学观察》，《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1992年4期（P13）

蓝田怀珍坊出土的特磬，应是西安发现的商代石制乐器代表。先秦时期西安石制乐器发现数量较多的是石磬。在“八音”分类中，“石”类乐器多是以坚硬的大理石或玉石制作而成，其在原料的发音性能选择、材质、大小、厚薄、取向、密度等对工匠制作技艺要求较高，不仅要选石料，而且还要打磨坚硬石料，因此，打造一件乐器并非易事。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展出的奴隶制时代的石磬，其工艺制作的讲究，反映了当时石制乐器制作水平和那个时代对音乐的重视情况，为今天研究这一时期音乐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图见于《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陕西天津卷），第15页，大象出版社，2009从文献和我国其他地方出土的石磬看，作为乐器的石磬有特磬与编磬之分，它在用于表演时，可独磬表演，可编磬演奏。编磬演奏，组合数量多，表演复杂，表演技艺难度较大。由独磬演奏到编磬表演的出现，实际上是人们对音乐认识水平的提高与审美观念改变的结果，单一磬的表演已不能满足人们欣赏音乐的要求，而组合的编磬，其在演奏时，发出的声音高低不一，演奏难度增大，表演水平提高。

商代也有“钟鼔磬管同为乐器”（明）何楷：《诗经世本古义》，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3）的记载。

（二）西安发现的西周乐器

西周是我国奴隶社会发展到鼎盛的时期，由于铁器的使用，各国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各国各民族在经济文化方面的相互交流与相互影响也推动了音乐文化的发展。西安出土了大量西周时期音乐文物并发现全国罕见的青铜器乐器与西周建都的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

西安是西周都城的主要活动区域。周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周原，位于关中平原西部，距西安市约二百华里。周原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周原膴膴，堇荼如饴”（《诗经》），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繁衍生息的理想之地。公元前11世纪中期，周文王在沣河西岸建立丰京（今西安西北），并将都城从岐周迁至丰京。周武王时在沣河东岸建镐京。丰镐遗址即位于西安市长安区马王镇、斗门镇一带的沣河两岸，丰在河西，镐在河东。近年的考古已经基本确定了丰镐的城址和遗址面积。在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殷开始到平王东迁洛邑的三百多年，丰镐一直是西周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西安出土的西周乐器数量多，质量高，尤其以标示奴隶社会等级与阶级划分鲜明标志的钟磬等大型打击类乐器表现突出。西安发现的西周贵族大墓中陪葬乐器均以钟磬等编悬乐器为主。按照周代礼制规定，贵族必须严格依据等级秩序决定使用周磬的礼仪形式，“正乐悬之位：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周礼春官大司乐》）（元）黄镇成：《尚书通考》，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6）不同阶层进行音乐活动时要遵守相关规定，不能破坏等级秩序。

春秋时期墓葬的考古调查表明，《周礼》中记载的有关礼乐的规定，曾经在相当大的地域范围内实施过，《周礼》中的有关记载，的确是周代礼乐制度原来实施过的内容。乐在奴隶制发展的鼎盛时期充当与扮演了维护统治秩序的极重要的角色的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奴隶主贵族百年之后，仍然是按其爵位，随葬相应的礼、乐器。“大丧，莅廞乐器；及葬，藏乐器亦如之。”（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22）葬制中的乐器作为礼的等级规范非常明确，墓主身份级别越高，乐器种类越多，乐器数相应也越多，乐器既是统治者名份、地位、权力的象征，又是礼乐制度的一种具体体现。正是这种规定，让我们今天又看到了奴隶社会的乐器和乐器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在“礼不下庶人”的时代，编钟等乐器为重器，它不会为庶民所有，它的使用只能在宫廷，限于宫廷雅乐，体现礼乐制度内涵。

在文献记载中，《周礼春官》有小师“掌教鼓鼗、柷、敔、埙、箫、管、弦、歌”；瞽朦“掌播鼗、柷、埙、箫管、弦歌、……鼓琴瑟”；磬师掌教击磬、击编钟、教缦乐、燕乐之钟磬；凡祭祀，奏缦乐。“掌藏乐器、庸器”以及“司干掌舞器”等记载。

西周是我国奴隶社会达到鼎盛的时期，这一时期，音乐与政治、道德、教化等内容融为一体，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礼乐制度架构下，政治与音乐融为一体，形成了维护奴隶主统治与等级秩序的完整体系。它不仅单纯用于娱乐、休闲等日常精神生活与奴隶主贵族作为享乐的手段，而是成为制约人们行为规范准则中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加强政治统治的工具。《尚书大传嘉禾传》记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洛诰传》也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

周公作乐的目的是通过音乐为政治统治服务，发挥音乐的教化作用。《史记周本纪》记载后来的周成王也规范过礼乐言：“成王……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又《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札出使鲁国时曾被“请观于周乐”，从他对音乐的评价，可知周乐更多地承载着对人的道德教育，体现着当政者的政治理音乐的等级性与阶级性随着礼乐制度的完善与规范而旗帜鲜明地表现出来，所谓“大夫无故不撤悬，士无故不撤琴瑟。”（唐）魏徵：《隋书》，中华书局，1973（卷13）

音乐在维护奴隶主统治阶级内部秩序中成为与确定等级秩序的“礼”相辅相成的重要内容，所谓“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注疏》，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37）礼乐政刑，在国家的管理中相辅相成，不可分离，是实现“王道”的重要前提，以此达到“同民心而出治道”的最终目的。周时，随着礼乐制度的完善与规范，音乐的等级与阶级性也旗帜鲜明的表现出来。音乐在维护奴隶制统治阶级内部秩序中成为与确定等级秩序“礼”的内容相辅相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上述内容与在西安发现的西周贵族墓葬中出土的钟磬等大型打击类乐器都表明作为西周政治统治中心区域的西安，其出土的西周乐器更具有时代性与乐器制作水平以及在中华音乐发展史中占有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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