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从少年到青年（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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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成了右派

1956年至1959年我在上海虹口中学读高中，这3年对于中国而言是云诡波谲的3年：文化人受难，文化进一步成为宣传，经济也成了宣传——大跃进。对于我这样的中学生来说，我切切实实感觉到了学校里的政治。

进高中的第一年里我仍然和过去一样，浑浑噩噩地打发日子：看“闲书”、玩。但是班级的多数人都在认真学习，班上过半数的同学是从虹口初中升上来的，也许是虹中的学风严谨，也可能受1956年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口号的影响，总之班上的读书空气很浓，这多少对我有点压力。我初中的同学都去了其他学校，在虹口中学我一个熟人都没有，于是我成天在自己一个人的世界里生活。

高一的课程最有特色的是语文。语文课变成两门课：一门是文学、一门是汉语。文学课教材简直就是一部中国文学史：从《诗经》开始，经过《楚辞》、《乐府》、魏晋南北朝文学作品、唐诗宋词元曲直到明清小说，其中按历史顺序还穿插许多经典散文、记叙文和杂文，如选自《左传》和《史记》的文章、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的文章直到清代桐城派。这样的顺序到1958年的语文课才被打乱。汉语课则是讲修辞和语法。这套语文教材据说是叶圣陶先生主编的，寿命很短，总共只用过两年。

教我们文学课的是聂克雷老师，聂老师戴黑边框眼镜，穿着整洁，人较胖，讲的是扬州官话。他上课相当精彩（当然教材也精彩），有时聂老师读课文不是读而是吟诵，有时不是吟诵而是唱了。第一次觉得用扬州话朗读古诗原来也很好听——他低沉地唱着“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令人感伤；他若有所思地吟着“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让人深思；他慷慨激昂地高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使人振奋。聂老师把大家带到了中国古典文学浩瀚的天地里，今天我多少记得一点唐诗宋词，多亏了聂老师。我一直记得聂老师引用古人对苏柳两位大家创作的比喻：柳永的词须十七八女孩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而苏东坡的词则须关西大汉执铁板铜琶唱大江东去！

1957年底1958年初吧，聂老师被抓走了。有同学看见聂老师被戴上手铐上了校门外的囚车，他是在学校里被带走的。原因是聂老师成了右派分子，又有“历史问题”。

教我们班制图课的陈老师也被抓了。陈老师比聂老师年轻，有点不修边幅，讲课时的口头禅是“用高斯特标准来要求”（高斯特是什么不作说明）。他对图纸的清洁度要求颇高，我交上的图纸总有墨迹，所以永远只能得3分（及格）。就是这样一位认真严格的陈老师也遭遇了和聂老师一样的命运，也是打成了右派。

高一的人体解剖生理学教师戴洁老师和高二物理课的吴达老师也被划为右派，他们比较“幸运”，没有被抓，而是留在了学校里接受组织和“群众”“监督”。当然，书是不能教了。戴老师是女老师，上课条理清楚，经常要学生填图：一会消化系统啰，一会呼吸系统啰，后来班上有几个同学去考医学院，可能受戴老师影响。吴达老师是位青年教师，那时不过20多岁吧，课也上得不错，不知何故他也成了右派。

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以往的政治运动有点不同，它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鸣放”，就是号召大家向党组织提意见、提建议，“帮助党整风”，称之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有的人本不想讲什么的被横动员竖鼓励讲了一些，当然不乏年轻胆大如吴达老师主动“交心”的人；第二个阶段就是“反右”了，当初号召大家提意见的领导变脸了，什么“言者无罪”的话似乎从未讲过（仿佛患上了集体健忘症），于是一个一个的“右派分子”被揪了出来，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

我知道的就有4位老师被打成了右派，因为他们是上过我们班课的，全校教职人员被划为右派的肯定远不止4人。有一点是肯定的：反右之后的学校完全做到了“政治挂帅”，对党对领导只有一片歌功颂德之声。

不知道聂老师陈老师后来怎么样。

团组织成了班级的核心

反右之后，随着党支部成了学校的最高领导（过去不太明显），班级中团支部开始显山露水了。以前大家只知道曹正白是我们的班长，他学习拔尖、为人随和，是从虹口初中直升上来的，在同学中颇有人缘。然而他不是共青团员，他和他的家人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有同学告诉我曹正白饭前必定祷告：感谢上帝或者主耶稣。显然，在团组织眼中，曹正白继续当班长就不太适合了。于是在高二第二学期班级进行了改选，引出了一场小小的风波。

在开班会之前，袁锡范告诉我们几个非团员（他也不是团员）：团支部要把曹正白换下来，让郭景德顶上去——阿德（郭景德）是团员。我们几个（吴乾龙、严庆宏等）对阿德并无成见（我和阿德因为家靠得近关系还熟得多），只是觉得团支部以是否团员作为当班干部的唯一标准不太公平。看来感到不平不光是我们几个人，班会开始后有团员提名阿德为班长候选人，立刻就有同学提名曹正白继续当班长。大家举手表决，所有团员都选阿德（大概事先开过会），但是曹正白当选，原因是班上团员毕竟少数。接下来的经过很有戏剧性，凡团支部提名一个团员任班委，必有同学提名一个非团员唱对台戏。比如团支部提郭元鳌作为文体委员候选人，则有人提张世刚，表决结果又是非团员的张世刚选上了。最后团支部又提名阿德为班委候选人，似乎是副班长还是学习委员我有点记不清了，袁锡范和王乃庆他们嘀咕了两句，回过头来轻轻地对我说：“算了，阿拉大家选阿德吧”，结果团员非团员都举了手，阿德当选，不过不是班长，班长仍然是曹正白。

平心而论，班上的团员同学绝大多数是在初中入的团，那时都是些学习努力、不调皮捣蛋的好学生才能入团的，确实没有什么人靠吹牛皮打小报告加入团组织，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也是完全真实的（1958年之前基本如此）。你想，他们也不过是十五六岁的少年，仍然稚气未脱，所以他们对我这类“觉悟”晚、不求上进同学的帮助是真心的，很有点“恨铁不成钢”的助人为乐胸怀。

高一学年结束时我有4门课不及格：几何、物理、化学和体育，前3门课中只要有两门补考不及格就要留级了。这就是不用功整天看“闲书”的后果。我没有把要补考的坏消息告诉父母，免得挨骂。不料暑假一开始，钟经贤（团干部、校学生会委员）来我家把补考的事告诉了我父亲，还说要我父亲关心我的功课，俨然一副代理班主任老师的面孔（高中三年班主任从未家访过），弄得我好不尴尬。父亲后来一直夸钟经贤是好孩子。幸好开学前我补考都及格了，没有留级。从那之后“识相”不少，除体育课外没有再补考过。

接下来关心我的同学是住在我家附近的梁乃端，当然也是团员。阿端会约我在一起做作业，大概我不做作业他们都知道，我到永安里阿端家里去过几次。他那时还担任初中少先队的中队辅导员，挺忙的，所以帮助我进步的接力棒最后落到了阿德手上。阿德也住在永安里，我们常常在早上一起去学校，途中阿德会讲一些道理，如应该有远大理想，要靠拢团组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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