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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二王八司马”
出师未捷身先死
该来的最后一击终于还是来了。
宪宗继位的第二天,八月壬寅日(初六),宪宗下诏将王伾贬为开州司马,将王叔文贬为渝州司户。其中,开州位于现重庆市东北部,渝州治巴县,即今重庆,现在的重庆简称还是“渝”。这两个州在当时都是属于穷乡僻壤,烟瘴之地。宪宗在继位的第二天就把二人直接从正三品的高官贬到从六品的远州小官,心中之恨可想而知。这是对二王集团的第一波贬官,宪宗是几乎立刻下诏的。
诏书极其严厉:“并员外置,驰驿发遣。”“并员外置”一词,是指所有相关人等都一起逐出朝廷,这在政治上和流放以及差不多了。驰驿为驾乘驿马疾行,唐朝每隔30里左右建有驿站,有驿有传,驿是日行六驿,180里左右#pageNote#0/img。“驰驿”因为相当于军情,规定日行十驿,无论走到多晚读必须完成这个路程。宪宗对二王的制裁严厉到一天之内勒令他们滚出长安三百里以外,差不多三天就让他们赶到穷山恶水之地。
“并员外置”这么严厉的制书一共在唐朝发生过四次,分别是神龙政变后处置五王#pageNote#1/img,李峤和他儿子得罪玄宗被勒令致仕后被贬#pageNote#2/img,以及日后牛李党争中的李党大佬李德裕一再被贬为崖州司马#pageNote#3/img。这次对二王的处理,只要对比一下这其他三次,就会知道这其中的严重
性。
前文我们已经说了,宪宗做事都是很有节奏的,这一波先处理完二王,他稍微歇了段时间。前文已说,这时候宪宗先处理了一些突发政务。到了九月十三日,第二波的贬官诏书也下来了。诏令:神策行军司马韩泰贬为抚州刺史,将司封郎中韩晔贬为池州刺史,将礼部员外郎柳宗元贬为邵州刺史,将屯田员外郎刘禹锡贬为连州刺史#pageNote#4/img。
唐代,各部的郎中官一般是从五品上,级别相当于现在的司长;员外郎一般为从六品上,部分因为兼官会是正六品,相当于现在的副司长。一般的州,即中州的刺史是正四品上,下等州的刺史是正五品上。若是现代人的眼光按照猛一看,这些都是从部委里的司局干部外放到各市担任市场,这是大大的升官加肥差啊!但是在唐朝,官员们都不是这样想的。
在唐朝。官场较为普遍地存在着重京官、轻外职的倾向,一个刺史这样的地方大员,如果奉调回京,会认为是“登仙”#pageNote#5/img这样的美事。即使是节度使,也是有人不愿意当。“朝廷物议,莫不重内官,轻外职,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诉”#pageNote#6/img。这是为什么呢?根据诗人杜牧的说法,作京官整日“优游无事”,而地方官则“忧惕不胜”“唯恐得罪”,滋味颇为不同。
这种重京官轻外职的最终原因,应该是唐代官员的清浊之别。依唐人说法,职事官分清浊
,而州县官例为浊官。按《旧唐书》《职官志》,正八品以上称得上清官的共有47个职位的380人,这还是满打满算不算缺员的情况。而这些清官,全部为京职,地方外职无一入选。#pageNote#7/img“职事官资,则清浊区分,以次补授。又以三品已上官,及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诸司侍郎、太常少卿、太子少詹事、左右庶子、秘书少监、国子司业为清望官。”这些“常备顾问”的清望官,更与外职毫无关系。
唐代官场戏称云:“畿尉有六道:入御史为佛道,入评事为仙道,入京尉为人道,入畿丞为苦海道,入县令为畜生道,入判司为饿鬼道。”#pageNote#8/img京城的县令能到正五品上,而且具有当殿朝见皇帝的权力,居然被称为“畜生道”。可见在唐人眼中,地方职位由于事务繁杂,根本不是什么好差事。刺史之职,是县令的权责加强版,更是好不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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