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三川江南：财赋之地的怨恨（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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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三川江南

财赋之地的怨恨

天宝年间爆发的安史之乱使唐朝北方的社会经济遭到巨大的破坏，尤其是战争激烈的河南一带。“东周之地，久陷贼中。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pageNote#0/img关内道和河东道尽管遭受的战祸不及河南、北道，但也是“关中北至河曲，人户无几。”#pageNote#1/img

北方地区战乱不已，大量人口在死亡的边缘上，纷纷开始向南迁移。这个状况肃宗、代宗、德宗几朝一直发生，到了宪宗元和年间，宰相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志》，其中列有元和时的人户数，我们正好拿来和《旧唐书·地理志》天宝时各府州的人口数目作为比较。

天宝时期，包括长安所在的京兆府在内的黄河流域的几个道中，十万户以上的府州共有十个。可是到了元和年间，只有京兆和太原两府仍有十万户以上，河北道的相州近四万户外，减少一半以上的有七州。而秦岭淮河以南的五道为淮南、山南、江南、剑南和岭南道中，山南道的襄州，增加最多，其次的是江南道的鄂州，二者都增加一倍以上。在北方烽火连天的时候，由黄河流域避难南迁的人口则是为数不少的。所谓“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pageNote#2/img，在两晋后再一次成为一些士大夫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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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剑南西川的蜀地，虽然迁入的人口不是最多的，但却是迁入最有质量的。有唐一代，蜀地都是一个最后的大后方式的存在。历来“天下未乱蜀先乱”，但是在唐朝的乱局中，蜀中保持了出奇的稳定，担任了皇帝最后避险之处的功能。玄宗时安史之乱，玄宗奔蜀地；代宗时吐蕃兵临长安，代宗奔蜀地#pageNote#3/img；德宗时泾原兵乱，德宗奔蜀地；甚至唐朝最后的唐僖宗在黄巢起义的时候，还是奔成都。成都在唐朝为什么会这么受到皇帝们避难的青睐，实是有因。

这是因为四川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地形特征所致，从军事上看，山地险峻，隔阻难通，“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说不是一句空话；经济上来看，宜于农耕的川西平原即有两万多平方公里，“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蜀地具备了易守难攻和粮草充足的军事和经济优势——这是皇帝避难的最佳选择了。而唐朝的总体政治环境因为藩镇猛将多在北方，因此地处西南的蜀地可以说是一个保险区域。

自从开元年间置剑南节度使后，剑南节度使的职位一直是最为重要的职位之一，辖境相当今四川省大部，云南省澜沧江、哀牢山以东及贵州省北端、甘肃省文县一带。头两任节度使李濬（？-720年）和李清（727年－？）都是亲王遥领。安史之乱后，朝廷认为剑南辖地太广，处于制衡的

考虑，乾元元年（758年）分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和剑南东川节度使，其中西川节度使至德二载（757年）分剑南节度使西部设置，治所在成都府，管辖一府二十州#pageNote#4/img，是当时所有节度使中所辖州府最多的一个。

德宗一朝蜀地能保持稳定，这不能不提及一个人——韦皋。韦皋出身京兆韦氏鹛城公房，为韦元礼七世孙、韦贲之子，排行第二十三。他和韦执谊是本家，但是出身的分支不同。韦皋此人，有勇有谋，在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兵乱中，以陇州行营留后身份保住了凤翔镇#pageNote#5/img。德宗下诏任命韦皋为御史大夫、陇州刺史，设置奉义军节度使以表彰他。韦皋派遣他的堂兄韦平和韦弇相继进入奉天城，城中的人闻知韦皋有准备，士气倍增——前文已经详述了奉天之战的意义，韦皋既以一己之力保住了长安的西边最后的堡垒凤翔镇，又给奉天围城带去了援兵，可以说，德宗无论怎么感谢韦皋都不为过。

兴元元年（784年），德宗返回京师，征召韦皋为金吾卫将军，不久升为金吾卫大将军。大将军是正三品，职责是“掌宫中及京城昼夜巡警之法，以执御非违”#pageNote#6/img。这是长安城中最重要的治安管理的长官，可以说德宗将韦皋视为亲信。贞元元年（785年），韦皋官拜检校户部尚书，接替张延赏，出任成都尹、御史大夫、剑南

西川节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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