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国桢同志篇传记与自述（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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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国桢传

宋新勇陈德仁

乔国桢是陕西渭北农民运动和北方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历任中共三原、华县县委委员、河北省井陉县委书记、唐山市委委员兼组织、天津下边区区委书记和顺直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天津河北省第三监狱党支部书记、迪化(今乌鲁木齐)新疆第四监狱联络员等职,曾七次被捕入狱,坐牢五年零一个月,坚贞不屈,机智地组织监狱斗争,被誉称为“白区斗争的楷模”。1945年7月31日,病逝于国民党新疆第四监狱。

(一)

乔国桢,乳名虎儿,原名乔如桢,号干卿,曾化名王拯民、高鹤龄、焦复生、高成、高乔、高子香、乔干卿、乔胶治、贺凝、蒙子学等。1907年3月15日,乔国桢出生在陕西省佳县店镇乔家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乔兴斌,字焕章,清末秀才,一生务农,兼做小生意和为商店当会计。1929年秋,乔兴斌修剪枣树时,跌伤后逝世。母亲勤劳贤淑,先后生三儿一女,大儿子乔国栋,二儿子乔国桢,三儿子少亡。1934年大儿子病故后,母亲含辛茹苦地把两个孙子抚养成人,1949年去世。乔国桢幼年随父读古书,1916年入本村冬书房,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书。1918年入甘倍私塾,由于聪明好学,成绩最好,乔如章先生称他是个“怪才”。1920年入店镇小学读书,1922年升入佳县单级师范班,学习三个月,后转到山西汾阳教会学校———免费的民义中学。1924年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三班。乔国桢在校长李子洲(共产党员)、教务主任杨明轩、国文教员王懋廷(共产党员)等老师的关怀和引导下,孜孜不倦地学习,阅读进步书刊,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同年9月,经王懋廷、杜嗣尧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

寒假前夕,乔国桢因抗议思想顽固保守的算术老师王汉斌而带头抵制算术考试,第一个交了白卷,被陕北镇守使井岳秀威迫而离开学校。他受团组织派遣赴北京,持李子洲、杨明轩写的介绍信,与陕籍北大毕业学生刘天章接上关系。刘天章是经李大钊介绍入党的,协助李大钊在北京做党的工作。不久,刘天章根据李大钊的指示,随国民军第二军(简称国民二军)进驻河南,到开封国民二军办学兵队,乔国桢转赴开封入学兵队学习,后任班长、排长。学兵队成立中共支部,刘天章任书记,乔国桢先后任党小组长、党支部干事。1926年3月,国民二军与直奉军阀作战失利,败退豫西,4月乔国桢赴北京向党组织汇报。

1926年春,为了培训北方农民运动骨干,中共北方区委陆续派青年到广州学习。乔国桢等14名陕西籍青年奉派至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学习,后又从上海、黄埔军校各派一名陕西籍青年到讲习所学习。在农讲所,乔国桢聆听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农民运动》、周恩来的《政治与军事》等课程,豁然开朗,懂得了更多的革命理论,特别是对农民运动有了新的认识。通过实地参观海陆丰地区农民协会,亲眼看到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威力和做法,他信心倍增,学习到如何发动农民参加农会,推动大革命运动。乔国桢军事训练认真吃苦,通过实弹射击、紧急集合、野外军训,他的军事素质有很大提高。实弹打靶三发三中,野外演习表现突出。军事队长姓赵,是广东人,他的广州话北方人不容易听懂,急坏了陕西学生。由于乔国桢在开封学过军事知识,当过班长、排长,对队长的示范略知一二,因而成为北方学生的翻译和小教练,促进了军训顺利进行,也显示出他的领导才能。给他们上课的还有萧楚女、邓中夏、李立三等老师。他和杜松寿同学,专门拜访过萧楚女老师,受益匪浅。同年10月农讲所第六期结业,乔国桢等16人被派回陕西从事农民运动。

1926年初冬,西安正处在直系军阀刘镇华的重兵包围之

中。刘镇华率10万镇嵩军,从1926年4月围攻西安已7个月,

战斗非常激烈,情况十分危急。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率领

国民军联军在五原誓师,兵分两路援救西安,于10月12日先解三原之围。乔国桢随着在广州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驻陕办事处,就落脚在三原县的渭北中学。11月28日,援军与杨虎城、李虎臣、卫定一领导的守军内外夹击,敌军败退,西安古城解围。中央农民部驻陕办事处移驻西安,与后成立的国民党陕西党部农民部合并,领导陕西的农民运动。

乔国桢留在富平县庄里镇,后又去三原县武字区,搞农民运动。他还在国民联军史可轩师长办的三原农民运动讲习所上过课,给三原的农民骨干讲农民运动的意义、组织和活动内容,也介绍海陆丰农民运动的生动事迹,很受欢迎。他身穿半截大衣,走村串寨,给娃娃们唱《打倒列强歌》。遇到农民,铜铃一摇,等农民围上来看热闹时,他往土堆子上一站,便开始宣传讲演。他从农民缺吃少穿,讲到土豪劣绅压迫剥削;从反动官府横征暴敛,讲到成立农民协会的好处;从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意义,讲到自己在广州和海陆丰地区的见闻。他大声疾呼:“工人有工会,商人有商会,农民要生存,就要成立农会。”农民听后,都感到新鲜,知道农会是庄稼汉的组织,是为老百姓办事的,于是奔走相告,跃跃欲试。乔国桢见农民已发动起来,便吩咐积极分子刻公章,制红旗,筹备建立农民协会。

1926年12月14日,雪花飞舞,三原县武字区①的农民手持梭镖、铁叉、木锨,打着旗帜,从四面八方涌向大寨村的汉圣母庙。乔国桢站在一张桌子上,宣布农民协会成立。他抡着胳膊说:“农民协会是咱们农民自己的组织,是为地方群众办事的,要想不再受军阀的欺压,不遭土匪抢劫,保护地方,我们就得组织起来,扭成一股劲,起来斗争。②”大会选举乔国桢为农会主席,唐亦民为副主席,张振海等九人为委员,下辖五个分会。在大会上,乔国桢宣布取消地亩附加税,消灭土匪,禁止赌博等措施,深受农民欢迎。他叙述朱村小偷朱牛偷牛案,发动农民评判,矛头直指武字区民团团长王厚庵,揭露他从中贪污和企图给农会下马威,引导农民声讨他的罪行,不断高呼:“打倒王厚庵!”

①1919年至1933年,三原全县分:整、军、肃、武、同、心、合、力八个区,下辖68个分团。

②肖德印:《红旗初举》,1958年《延河》第10期。

在这次大会上,乔国桢代表农会宣布解散当地的民团,撤销王厚庵的团总职务,成立了农民自卫队。后来,国民军联军驻陕独立第一师师长、共产党员史可轩,派人送来十支马拐子步枪,以示祝贺。农会成立后,趁热打铁审判几个案子。一是焦村财东崔福成仗势欺人,霸占胡老本十多亩地案;二是刘德成霸占曹庄子寡妇十多亩地案。乔国桢、唐亦民多次到三原找县长交涉税收,把商二农八税收改为商六农四,减轻农民负担。农会在防匪、治安、禁赌、检举坏人、提倡妇女放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武字区农民运动高涨,带动全县的农民运动日益高涨。接着成立了省党部农民运动委员会,乔国桢、马介人(蒲城人)、严木三被任命为省党部农民部渭北区办事处负责人。渭北地区农民运动办事处召集会议,乔国桢报告了武字区农民运动的情况和经验。到1927年4月,三原县成立区农民协会6个、村农民协会

154个,参加会员约5万人。在全省列长安县、五一县(今渭南市临谓区故市镇)之后,为全省第三。农会各项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把农民真正发动起来了。从此,农民扬眉吐气,土豪劣绅闻风丧胆,要求加入农会的人越来越多。大革命时期的陕西农民运动轰轰烈烈,无论数量上、质量上都处于全国的前列。

1927年初,陕西革命运动处于高潮,乔国桢任中共三原地委委员。乔国桢十分注意在农会骨干中发展党员。一天,他把肖德印叫到村外,讲党的性质与纲领。当肖德印表示愿意入党时,他又说:“参加了共产党闹革命,可不能三心二意,就是敌人把刀搁在脖子上也不能动摇。”肖德印入党后,斗争更坚决,工作更出色。乔国桢先后发展农民党员17人,组成三个党小组,后成立了党支部。

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民党左派为主体的中国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会于1927年4月21日至27日在西安举行,大会通过了《农民运动报告决议案》。由于乔国桢忘我的工作精神和出色的组织才能,在渭北地区享有很高威望。农民亲切地称他为“农运大王”、“办好事的乔国老”①。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原国民军联军改称)总司令冯玉祥也称赞说:“人们还说我的兵多,我的兵到场的还不及乔先生领导的农民的1%。”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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