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追星族”崇拜各种青春偶像。传统的中国臣民有偶像吗?回答是肯定的。稍加留意古典文学作品、历史典籍、古代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戏剧、曲艺,不难发现传统中国臣民崇拜的偶像。
明君。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东西周封建社会,再到秦汉至明清的皇权专制社会,由于道统法统等原因,绝大部分臣民对世俗社会中人的是非观念停留在明君与昏君、忠臣与奸臣、顺民与刁民等个人素质的评说上。臣民把国泰民安的希望首先寄托在有一个明君。臣民盼了几千年,偶然遇到汉文帝、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宋太祖、康熙皇帝、乾隆皇帝等为数不多的几个被精装修的明君,尽管他们善始而不能善终,尽管他们也有很多弊政被后世讥评,由于他们的确有值得称道的文治武功,在总体上被算作“明君”而载入史册。此外的绝大多数皇帝或暴虐无道,或昏庸无能,或年幼无知。尽管如此,在孙中山创制民国以前,很臣民型国人的皇帝情结和明君观念是如何的根深蒂固。
清官。中国的老百姓是普天下最好管教的老百姓,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执着于为别人做主,只盼望管自己的人是“青天大老爷”、“父母官”,能够为自己做主,能够在自己受委屈的时候公道地“给个说法”。几千年来,他们对官员的要求低到一个“清”字。尽管如此,真正的清官寥寥无几,甚至看起来是坏人堆里的怪物。历览古今,名垂青史的不过屈原、司马迁、魏徵、姚崇、包拯、寇准、杨震、海瑞、林则徐、刘墉、郑板桥等,除过魏徵、姚崇、包拯几位少数幸运地遇到“明君”得以善终的清官外,绝大多数清官下场不够理想。相反,多如牛毛的贪官污吏享尽荣华富贵,破坏社会公平正义,骄奢淫逸,鱼肉百姓,逍遥法外,且大多数腐而不败,得以善终。专制王朝对官员种种监督制约和激励措施都没有达到预期的反腐倡廉目的,有关修身养性的经典在培养了一群服服帖帖的奴才的同时,反而培养了一群好话说尽、坏事干绝的伪君子、假善人、真小人。根子在专制制度的根本性缺陷上,但臣民没有认识到,家天下的帝制恰恰是繁殖贪官污吏的温床,专制制度不适合善良人居住,更不适合清官生存。
义士。一个人生活或独行江湖是孤独的,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因此人都希望有两肋插刀的朋友,需要别人真诚无私的帮助,人们才设定一个“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自古以来是仁人志士的座右铭。历史上著名的介子推、荆轲、关云长、宋公明等义士,历来为官、商、工、农、兵各界推崇,其中关云长享有盛誉,生前为臣,死后为帝,隋唐之后被反复装修,清代被全方位美化、圣化、神话,被尊为“关圣帝君”。满清一朝,极力推崇关羽,淡化岳飞影响力,自有其皇家利益历史观与意识形态洗脑效用。有清一代,关帝庙遍及神州大地,香火隆盛。有联曰:“兄玄德弟翼德德化古今,师卧龙友子龙龙吟虎啸”。关云长为人弟、为人兄、为人臣、为人友、为人父、为将帅都是仁至义尽的,他是义士的典范。在血与火的战场,忠勇就是凝聚力和战斗力;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官场,忠义就是至德;在尔虞我诈无父子的商场,仗义可以把商人塑造成商圣,守信可以铸造金字品牌;在惨淡经营的农业,义气就是无形资产;在同行相轻的文化艺术界,凭信义就可以团结不同专业、不同流派,不同观点的人才。无论何时何地,特别是非血缘关系圈,大家都需要忠诚老实的“铁杆兄弟”,需要无私无畏的助手,需要信义至上的君子,这几条世俗性、社会性和精神性价值,让被精装修之后的关圣占全了,于是他成了典范。在皇权专制社会,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天理(道统和道德伦理)、人情、国法、家规。关云长是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失败者,但他是道德上的成功者,他被装修得神武英明、完美无缺,他是人情伦理型社会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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