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的气氛一天比一天严肃,同学们的笑容也一天比一天少,这一切都因为大明会试之期快到了。
李牛顿和苏貔貅他们两个年轻举人也要进京考试了。
19世纪的大明严禁捐官,但是由于朝廷财政吃紧,为了开源创收,地方上对于科举要求有所放宽,富裕之家可以通过捐钱的方式获得功名,最高为举人。
李牛顿世代书香门第,读书是本行,举人是实实在在考的。
而苏貔貅他们家这个举人则猫腻的多。苏貔貅的父亲苏亦银本人虽然家财万贯,头脑灵活精明,但是由于没有正经念过书,许多字不认识,四书五经一窍不通,考官怕给苏亦银功名会给自己落一个有辱斯文的罪名,于是拒绝为他开后门捐功名。但是苏亦银的小儿子苏貔貅则不同,他虽然是商人的儿子,但是不像自己和前两个儿子一样,他自小念书,身份相对清白,学业虽然一塌糊涂但是写几篇文章唬人还是可以的,于是苏亦银花大价钱为他买到了举人的功名,可以进京参加会试。
在大明,苏貔貅这样的举人数量不在少数,而且地区越富,拿钱砸出来的举人也越多,秀才当然就更多了,许多小商人小手工者有了点家财就会为了捐个秀才来做,免服苦役。
如此一来社会最重的担子又落到了农民身上,小农之家既无书读也无余钱,国家的徭役就几乎完完全全落在农民阶级身上。农民两头不得兼顾,时有农民耽误农时交不起农税最终被商人买去安身立命的土地成为游民工人。
这项政策大大影响了大明的社会秩序和经济基础。
吸取了当年痛失北京的教训,到19世纪初,大明便开始有目的的针对土地实际所有者和商铺所有者征徭役,只要你有地,有铺子,就必须交人去服苦役。
这给了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一条活路,由于徭役只要求交人,那些有资产的人便出钱让农民们去服徭役,国家也对服徭役的农民给予一定的工钱,如此一来,农民成了国家的国有工人,形成了一种生态平衡。
在这个举人贬值的时代,举人的福利远不如几百年前,有点目标的人都会想着进京考个进士,考中进士才意味着阶级跨越。不论你之前是何等阶层,跨过这道坎才成了准官员,是士。
这便是19世纪大明科举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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