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 刺激政策、货币超发和两种形态的“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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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的20年间，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在1980年、1985年、1988年和1993年反复出现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

不但中国在转轨时期遭遇到多次通货膨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在改革开始以后也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遇到了通货膨胀的困扰。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经济转型过程中会经常出现通货膨胀？毫无疑问，我们在第9章里讨论过的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仍然是基础性原因。改革开放给命令经济的一统天下打开了缺口，市场需求开始成为约束供给的重要因素，然而追求高速增长的国家意志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货币超发和需求膨胀继续催生了一波又一波的通货膨胀。除此之外，也还有几个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形成的附加原因。

（1）隐性通货膨胀的显化。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早就论证过，计划经济是一种短缺经济。在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所谓“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和存在科尔奈所说的投资饥渴和扩张冲动，通常存在货币超发和商品供应短缺的现象，因此通货膨胀压力就会持续存在。

虽然命令经济的常态是总需求远大于总供给，但是由于在这种体制下绝大部分商品实行行政定价的固定价格制度，供给不足通常并不表现为价格上涨，而是在行政压制下隐性地存在着，并以配给制度和额外的寻求成本等形式表现出来。中国也是这样。在改革开放以前，不但主要生产资料由国家有计划地分配（“调拨”），各种生活必需品，从口粮、食用油、布料直到卫生纸都是按极低的标准凭票证供应的，短缺并不表现为商品的腾贵。

市场化改革使情况发生了变化。市场制度的核心是它的自由价格制度，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乃是因为市场交换所形成的价格，反映相关资源的供求状况即它们的稀缺程度。因此，市场制度的有效运作要以价格自由化（市场化）为前提。在市场取向的改革启动以后，必定要或快或慢地放开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以及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在短缺的条件下放松价格管制，就会使隐性的通货膨胀显化。因此，在短缺经济的市场化过程中，物价总水平的上涨就变得不可避免。

（2）在转型时期，特别是它的早期，财政预算存在不少增支减收的因素。

毫无疑义，有效实施的市场经济改革最终将使效率得以提高和宏观经济状况得到改善。但是，改革对整个国民经济效率提高的效应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显现出来。而在另一方面，为了在改革大规模调整原有利益格局过程中减少阻力和增加助力，就既要增加受到旧体制损害的人们的利益，又要尽可能保证大部分人原有的利益不受损失，还要对部分在改革中遭受损失的那些利益主体给予一定的补偿。要实现这一点，政府就需要增加开支以支付改革成本。

以上两方面的因素加在一起，就容易在改革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出现财政赤字加大、货币超量发放的情况，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3）改革过程中宏观经济管理的缺陷和政策差错使通货膨胀不能在早期得到抑制。

首先，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要以良好的基础设施为前提。例如，独立且有效率的中央银行制度，健全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企业财务预算的硬约束等。这些条件在转型时期，特别在它的早期阶段很不具备。其次，政府运用自己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居民收入政策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本来就是一门精巧的艺术。要让习惯于计划经济中的行政命令操作而对现代经济学并不熟习的官员承担宏观经济管理的任务，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很难一开始就取得满意的效果。

当1980年第一波通货膨胀发生的时候，命令经济仍然处于绝对统治地位。因此，宏观经济紧缩就基本是靠运用行政命令实现。

到1985年第二波通货膨胀发生的时候，市场取向的改革已经有了初步的推进，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也开始显现。这时，围绕着经济是否过热和是否应当采取紧缩政策，不论在经济学界还是在决策层中都存在着意见分歧，因而迟迟未能做出政策决定。

早在1984年下半年，随着GDP“提前翻番”和“能挣会花”热潮的兴起，货币供应很快提速。1984年现金（M0）供应量较上年同期增长49.5%。1985年第一季度，现金（M0）、狭义货币（M1）和广义货币（M2）供应量分别比上年同期增加59%、39%和44%。从1985年第二季度起，物价迅速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