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参谋的旅行（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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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一下1937年日本的预计军费开支是多少。

接近内阁财政预算的50%！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每一分钱，有一半是用于军队的。不讲什么大道理，什么叫军国主义？这就是了。而且，日本军工产值，已经占到工业总产值的60%以上（当时日本的工业总产值约60亿美元）。

再说南京这边，年初的时候，国民党开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西安事变后的时局，蒋介石发表了份声明，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值得做个截图：“（对日本）如果让步超出了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在会前，蒋介石叫华北五省领导人都必须出席会议，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山东的韩复榘都没意见，但主政平津冀察的宋哲元不来。

有人说，宋之所以不来，是因为日本人阻挠。

问题是：如果他真想去，日本人阻挠得住吗？去抱大腿？或学河本大作？即使是学河本，一向标榜自己不做汉奸的宋哲元敢不敢坐上南下的火车？

但南京态度强硬，宋哲元只好派副手去。就这样，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期，山东沂水人）到南京出席了会议，秦跟宋比，是个靠谱的人，这点后面还会说到。

东京也没闲着，乱哄哄中又一届内阁成立，前陆军大臣林铣十郎接替广田弘毅成为新首相。

对干首相这件事，最初是轮不着林的。1937年初，广田内阁因对中国诱降失败而垮台，前内阁首相、帝国最后的元老西园寺公望又哆嗦着站出来推荐人选了。日本共有九位明治元老：黑田清隆、西乡从道、井上馨、大山岩、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桂太郎、西园寺公望。他是最后健在的一位，大正时代和昭和时代前期的首相，基本上都是他推荐，然后由天皇确认的。

开始时，西园寺推荐了在当年的“三月事件”中没当上首相的宇垣一成，天皇也下诏了，叫宇垣组阁，但陆军一致反对，因为当年宇垣做陆军大臣时裁掉好几个师团，而且军部的少壮派们也不认为这位上岁数的大爷会干出什么名堂。他们反对宇垣组阁，但用不着舞枪弄棒，只要不推荐陆军大臣人选就OK了。就这样，老资历的林铣十郎被召到前台。

广田干首相时，中日间的政府谈判一直进行着。由于其间日本和苏联在中国东北的边界小冲突不断，前者有点慌，为了在跟苏联的对抗中占优势，就特别希望中国马上屈服，但现实总是残酷的（对日本来说也不例外）：国民政府的对日态度，有点像冬至后的天儿，一天比一天冷。绥远事件后，南京终止了跟日本的政府间谈判；而西安事变后，又跟中共联手抗日了。

所以林铣十郎一上台就嚷嚷着调整对华政策，提出“平等外交”（他也知道以前不平等），开始跟中国玩软的。按惯例，新内阁也开出了“中日悬案”条目：取缔排日反日运动、招聘日籍顾问、开辟上海至福冈的航线、减低关税……但有一条他没提，那就是华北自治问题。这有点破天荒。

林的新政策背后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河本大作的老乡，已经当到陆军省军务局局长的矶谷廉介。

矶谷这小子长得圆圆乎乎的，脑袋上没那么多刺儿，作为日本军中真正的“中国通”，他在对华问题上极为清醒。在陆军省上班前，他担任驻华武官，一直忙活着中日和解的问题。这并不是说他亲华，只是跟同事谋略不同而已。当时，日本军部甚至很多“中国通”只在意中国北方的局势，对南方发生的事没什么兴趣，而矶谷和佐佐木到一是最先把目光转向南方的人，而前者比后者更有脑子。早年的时候，他就在广东当武官，亲眼目睹国民革命军北伐，认为来自南方的新军人具有极强的民族主义情绪，国家观念开始变得浓厚，跟以前的北洋军阀不一样，对此日本军部应该醒醒了，蒋某人跟中国旧军阀还是有区别的，所以必须调整对华政策，一味蛮干（分离华北）的话，最后只会结出个苦果子！

林铣十郎上台之后，矶谷成了他的顾问，没提华北自治就是矶谷的主意。

在华北，还出现了日本中国驻屯军奉政府之命送给中国第29军战炮的“怪事”，而该军第38师师长兼天津市长张自忠，还应邀访问了日本。不但张去了，天津北宁铁路足球队也应邀到日本踢“友谊赛”。那时候天津足球实力特别强，足球队由铁路职工、北洋大学、南开大学学生组成，在日本四战四捷，连续战胜日本文理大学足球队、早稻田大学足球队、应庆大学足球队、大阪关西联队，让日本人很没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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